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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说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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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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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基础
易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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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专家
武汉学周易：赵向阳说易河上泛舟放歌者（下）
来源：作者：admin时间：2020-06-06浏览次数：1224
武汉易学大讲堂学周易赵向阳说：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宋明理学“内圣”的实质，那就是“存天理，灭人欲”!朱熹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另一大儒王守仁也说：“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欲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拨出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传习录》）
理学家们认为继承尧、舜、禹、汤传下的道统，要立四句话为标准：
人心惟危 （人心危险），
道心惟微（道心精微），
惟精惟一（精研专一），
允执厥中（诚实中庸）。（《尚书·大禹谟》）
道心即天理，它是精微纯正的；人心就是人欲，它是危险有害的，要改变社会不良风气，当然应该“存天理，灭人欲”！
天理、人欲是人性的两极，如果以磁体比喻，N极与S极相互排斥又不可分割；同样，自然性和社会性，在人体整体中也是无法剥离的，只有让两者和谐才能体现真正的人。
然而，理学家们想以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实现理想的自由人格，结果走向极端，成为对人性的扭曲，从而异化为残酷的现实。我们看看八百年前程颐与人的一段对话，便可知其端倪：
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
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
理学家们在塑造民族气节与风骨的同时，也禁锢了人心的灵动与创造。他们熟悉的一套，无非是亲君子、远小人，慎守吏、求贤才、修平治齐、安民靖边、经庭讲学、抑商重农，因为这一切都可以在《六经》及程朱语录中找到依据。
这使人不禁想起欧洲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1536年他夺取了日内瓦的最高权力后,决定把这座美丽的城市改造成尘世上第一个没有污染、腐化、堕落、罪恶的公社。他自认为是救世主,并深信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了真理,他的职责是教育,而其他人的职责则是学习。
加尔文手下的宗教警察有权“访问”任何一个家庭,他们检查妇女的裙子是否过短,发式是否过高,并查看主妇手指上戴有几个戒指,并到卧室翻看柜里有几双鞋,进厨房里去看吃饭时是否超过了规定的一菜一汤,以及是否藏有糖果。这些虔诚的警察还仔细翻阅书柜里是否有未经宗教法庭许可出版的书,而向国外写信是被禁止的。仆人们要交待主人的行为,孩子们也必须陈述父母的所作所为。
看来”存天理,灭人欲”,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思想家们在追求一种理想境界时,出现的一种异化,因为狂热的行为将真理推向了谬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每当出现这类狂热的天才时,就不再同时产生能与之抗衡的对手,所以这永远是一个”留待后人纠正”的错误。
中国人的“最高真理”，起初是孔孟之道,这是一切行为的准则。古人不是标榜过半部论语治天下吗?!现在理学就是最好的规范模式，义理才是根本，象数只能归于“机巧“属于“末”的价值范畴。《庄子·天下》说了一个故事：“子贡游楚，见丈人灌园，凿隧而入，抱瓮汲水而灌，用力多见功少。子贡哂笑之，荐以桔槔。曰：‘凿木如机，后重前轻。提水如抽，速如溢泉。’丈人斥曰：‘去!有机事必有机心。吾非不知也，羞而不为也!’”可见中国士大夫的守旧心态，由来已久。
清代同治年间，大学士倭仁上了一份奏疏，反对在北京开设同文馆：”立国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技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未闻有恃术数而起衰振弱者。”（王之春《国朝柔远记》）
这种认知思维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几乎和正统士大夫的生存本能一样难以分离。当列强用炮舰撞击国门之时，那些士子心目中仍然是：“十六字心传，五百年道统，及纲常名教、忠孝节廉、尊中国、攘夷狄，与夫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脉，填胸溢臆，摇笔即来，且嚣嚣然曰：圣人之道，不外乎是。”（《唐才常集·时文流毒中国论》）
一种僵化模式深深锁住了士大夫们的心扉，偏偏他们又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阶层。在他们眼时，理学就是”绝对真理”。
屈原上下求索的精神早已磨损殆尽!
而此刻，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
北邻俄国正不遗余力地向欧洲发达国家学习，彼得大帝甚至连服装也要求欧化，去掉东方式的长袍，代之德国式的短衣、长袜。
东邻日本也开始了明治维新运动。
而中国却正昏昏入睡!只有一个人在痛苦地号哭，在这个朝无才相，校无才士，甚至连才偷和才盗都没有的衰落时代，他早晚号哭以求天下大治，求治不得，他就早晚号哭以求天下大乱!他就是龚自珍。
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场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要求的不正是“存天理，灭人欲”吗？“斗私批修”、“三忠于”、“四无限”、“破四旧立四新”、“放之四海而皆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走资派”、“上山下乡”、“五七道路”等等，都可以在宋明理学中找到其思想原生态。这些以改造世界观为目的的政治运动，正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翻版。恰恰是人们对过头“真理”的极度厌恶，致使民族虚无主义思潮和殖民文化得以乘虚而入，塑造着我们的下一代，这更是令人担忧!
宋明理学执其一端，唯我独尊，封杀一切，以至物极必反，使清代易学又回到了象数和义理并驾齐驱的轨道上，但却未能渗透融合。其桐城方氏易学学派，发端了今天“科学易”的早期形态。而王夫之（1619-1692年）以他的易学体系，“其明有、尊生、主动等大义，是为近代思想开一路向。”（熊十力《谈经示要》）清代所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几千年来的易学源流，作了一个总结性的说明：
“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汉代京房·焦延寿），入于祥；再变而为陈邵（宋代陈抟·邵雍），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
纵观一部中国历史，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其内蕴莫不贯穿《易经》精神，这就是易文化传统，是在一系列否定中积淀下来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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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宋明理学“内圣”的实质，那就是“存天理，灭人欲”!朱熹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另一大儒王守仁也说：“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欲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拨出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传习录》）
理学家们认为继承尧、舜、禹、汤传下的道统，要立四句话为标准：
人心惟危 （人心危险），
道心惟微（道心精微），
惟精惟一（精研专一），
允执厥中（诚实中庸）。（《尚书·大禹谟》）
道心即天理，它是精微纯正的；人心就是人欲，它是危险有害的，要改变社会不良风气，当然应该“存天理，灭人欲”！
天理、人欲是人性的两极，如果以磁体比喻，N极与S极相互排斥又不可分割；同样，自然性和社会性，在人体整体中也是无法剥离的，只有让两者和谐才能体现真正的人。
然而，理学家们想以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实现理想的自由人格，结果走向极端，成为对人性的扭曲，从而异化为残酷的现实。我们看看八百年前程颐与人的一段对话，便可知其端倪：
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
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
理学家们在塑造民族气节与风骨的同时，也禁锢了人心的灵动与创造。他们熟悉的一套，无非是亲君子、远小人，慎守吏、求贤才、修平治齐、安民靖边、经庭讲学、抑商重农，因为这一切都可以在《六经》及程朱语录中找到依据。
这使人不禁想起欧洲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1536年他夺取了日内瓦的最高权力后,决定把这座美丽的城市改造成尘世上第一个没有污染、腐化、堕落、罪恶的公社。他自认为是救世主,并深信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了真理,他的职责是教育,而其他人的职责则是学习。
加尔文手下的宗教警察有权“访问”任何一个家庭,他们检查妇女的裙子是否过短,发式是否过高,并查看主妇手指上戴有几个戒指,并到卧室翻看柜里有几双鞋,进厨房里去看吃饭时是否超过了规定的一菜一汤,以及是否藏有糖果。这些虔诚的警察还仔细翻阅书柜里是否有未经宗教法庭许可出版的书,而向国外写信是被禁止的。仆人们要交待主人的行为,孩子们也必须陈述父母的所作所为。
看来”存天理,灭人欲”,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思想家们在追求一种理想境界时,出现的一种异化,因为狂热的行为将真理推向了谬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每当出现这类狂热的天才时,就不再同时产生能与之抗衡的对手,所以这永远是一个”留待后人纠正”的错误。
中国人的“最高真理”，起初是孔孟之道,这是一切行为的准则。古人不是标榜过半部论语治天下吗?!现在理学就是最好的规范模式，义理才是根本，象数只能归于“机巧“属于“末”的价值范畴。《庄子·天下》说了一个故事：“子贡游楚，见丈人灌园，凿隧而入，抱瓮汲水而灌，用力多见功少。子贡哂笑之，荐以桔槔。曰：‘凿木如机，后重前轻。提水如抽，速如溢泉。’丈人斥曰：‘去!有机事必有机心。吾非不知也，羞而不为也!’”可见中国士大夫的守旧心态，由来已久。
清代同治年间，大学士倭仁上了一份奏疏，反对在北京开设同文馆：”立国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技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未闻有恃术数而起衰振弱者。”（王之春《国朝柔远记》）
这种认知思维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几乎和正统士大夫的生存本能一样难以分离。当列强用炮舰撞击国门之时，那些士子心目中仍然是：“十六字心传，五百年道统，及纲常名教、忠孝节廉、尊中国、攘夷狄，与夫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脉，填胸溢臆，摇笔即来，且嚣嚣然曰：圣人之道，不外乎是。”（《唐才常集·时文流毒中国论》）
一种僵化模式深深锁住了士大夫们的心扉，偏偏他们又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阶层。在他们眼时，理学就是”绝对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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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场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要求的不正是“存天理，灭人欲”吗？“斗私批修”、“三忠于”、“四无限”、“破四旧立四新”、“放之四海而皆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走资派”、“上山下乡”、“五七道路”等等，都可以在宋明理学中找到其思想原生态。这些以改造世界观为目的的政治运动，正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翻版。恰恰是人们对过头“真理”的极度厌恶，致使民族虚无主义思潮和殖民文化得以乘虚而入，塑造着我们的下一代，这更是令人担忧!
宋明理学执其一端，唯我独尊，封杀一切，以至物极必反，使清代易学又回到了象数和义理并驾齐驱的轨道上，但却未能渗透融合。其桐城方氏易学学派，发端了今天“科学易”的早期形态。而王夫之（1619-1692年）以他的易学体系，“其明有、尊生、主动等大义，是为近代思想开一路向。”（熊十力《谈经示要》）清代所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几千年来的易学源流，作了一个总结性的说明：
“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汉代京房·焦延寿），入于祥；再变而为陈邵（宋代陈抟·邵雍），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
纵观一部中国历史，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其内蕴莫不贯穿《易经》精神，这就是易文化传统，是在一系列否定中积淀下来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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