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易武汉学派：赵向阳说电影蒙太奇源于汉字

    中国汉字与蒙太奇颇有相通之处。细细辨析两者,常让人恍然之余又觉欣然。奇怪的是,为何以前却无人荒? 蒙太奇原为法文建筑学术语，指结构及组合方法。电影界借用它，特指镜头组接方式。美国导演格里菲斯发现了它（1908年《黄金之迷》），但是前苏联电影大师爱森斯坦，则将其发展为一门绝妙的艺术。他运用镜头进行不同的组合，产生一种震撼人心的表现。前苏联导演库里肖夫（1899－1970年），做过一个著名的试验，他拍下电影演员莫兹尤辛毫无表情的面孔，然后与一盆热汤、一具女尸、一个微笑的婴儿的画面相对照，莫兹尤辛的面孔似乎逐渐轮流带有食欲、痛苦、柔情的色彩，这便是揭示画面内在辩证法的库里肖夫效应。
    爱森斯坦说：“联接在一起的任何两段影片，都必然组合成一种新的表现，并作为一种新的质从这种并列中产生出来。”（《一个电影艺术家的思索》）   
    我们用蒙太奇的方法分析汉字，会发现老祖宗们早就运用自如了：
    鲜，从鱼从羊，鱼肉、羊肉都很香，是上等佳肴；
    美，从羊从大，大羊才有美感。
    反映猎人时代的饮食文化和审美情趣。
    我，从禾从戈，以戈护粮；
    私，从禾从厶（鼻子象形），自指鼻子说这是我的。反映原始公有制瓦解，
    农耕社会后的私有制。
    武，从止，从戈，止戈为武；
    取，从耳，从又，割耳领赏。
    反映当时对战争的认识及战场实况。
    除了构字以外，运用蒙太奇手法，汉字可以从字、词、句、段、篇，一层一层地组合，完整地表达很复杂的意思，文字的魅力绝不亚于一部出色影片。
    爱森斯坦在他的著作《蒙太奇1938》中，分析了达·芬奇，普希金、莫泊桑和马雅可夫斯基作品中的一些例子，其实中国小说中，这样的例子同样俯首可拾。《聊斋志异》中有一个故事说:
    几个浮浪弟子，硬拉狐仙同座饮酒，狐不善饮，以说典相代：“昔一大臣，出使红毛国，着狐腋冠，见国王。王见而异之，问：‘何皮毛，温厚乃尔？’大臣以狐对。王言：‘这物生平未曾得闻。狐字画何等？’使臣书空而奏曰：‘右边是一大瓜，左边是一小犬’。”
    这可称悬念蒙太奇,恐怕爱森斯坦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这是中国独有的机智。 诗词里面同样反映了蒙太奇规律：
    （对列）边月随弓影，胡霜拂剑花。（李白）
    （对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
    （暗示）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李白）
    （譬喻）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归。（杜甫）
    蒙太奇揭示了隐蔽在事物、人或事件之间的关系，以致爱森斯坦充满自信地说：“对我来说，蒙太奇是赋予两个静态画面以运动（即思想）的手段。”他甚至宣布要拍摄马克思的《资本论》，因为他对自己的思维蒙太奇有着深刻的把握。 
   《周易》乃三圣所遗文化宝典，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活水源头。它的核心价值，乃在启迪国人睿智，振奋民族精神，阐发大同理想，培育独立人格。秉此宏旨，深研精思，显微阐幽，于三圣作《易》之深切意蕴可望有超迈前贤的新领悟。
    首先，从哲学思想着眼，《周易》可谓赋有辩证思维的“宇宙代数学”。其太极思维方法，天人统一理论，保合太和思想，精深而高明，是先哲留给后世的宝贵哲学遗产。有此哲学利器，激发国人驾雷鞭霆、吞吐六合的豪迈气概，予中华民族以长流不竭的智慧源泉。一部易学史，毫不夸张地说，堪称中华民族发展史。《周易》为锻炼理性思维能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经典教材，造就中华民族在瞬息万变的现实世界面前，能够高屋建瓴地总结过去，准确无失地策划当今，雄伟豪迈地开拓未来。五千年文明史足以证明，历代明君贤相、志士仁人无不以易学哲学作指导，弥纶天地，经纬万端，“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驾御中华巨艋，冲破重重险滩，绕过层层暗礁，乘风破浪，一往无前，开拓进取，创造辉煌文明。我泱泱中华，饱经沧桑而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世界文明作出卓越贡献。
    其次，回顾五千年文明史，《周易》思想的恒久魅力，在于它凝结了中华民族永放光辉的民族精神。国有国魂，军有军魂。中华民族之魂，展现于《周易》所总结的“自强不息”的奋发精神，“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顺天应人，与时俱进的革新精神；居安思危，思想预防的忧患意识。中华大地经受无数暴风骤雨而能保持一统江山；数十个兄弟民族，数十种思想流派，诸种宗教团体，能长期共存，同舟共济；亿万炎黄子孙能团结一致，共建爱国爱家、奋发向上的精神家园，永葆精诚团结的民族凝聚力，无不得力于这种悠久博大的民族精神，环顾世界，任何民族若无团结和睦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在尖锐复杂的国际斗争中，只能沦为任人宰割的砧上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这一民族精神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民族志士，屡经苦难与挫折，而能艰苦卓绝，愈挫愈奋。陶铸了千百个屈原、岳飞、文天祥、黄继光、焦裕禄式的英雄模范人物，在大风大浪面前，如中流砥柱，永不动摇；为了人民的事业，国家的前途，生死关头，脸不变色心不跳，甘洒热血写春秋；为国家民族建立彪炳功勋，为子孙万代树立辉榜样。
    第三，《周易》不止是中华文化之奇葩，同时也是世界文化之瑰宝，具有广泛而深远的世界影响。它所阐述的“万国咸宁”的大同理想，广为世界瞩目。这一理想首先诱导人们建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政通人和的和谐社会，“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亲如一家，共享太平。《周易》教导人们，立足神州，胸怀天下，努力促成“天下和平”、“万国咸宁”、“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世界大同局面。一个民族有此“天下一家”的豪迈气概，同缺乏这种气概，大不相同。心胸狭隘的民族，必然昏昏噩噩，自私自利，以邻为壑，恃一时之强，横行霸道，日思夜想总在如何掠夺另国资源，奴役弱小民族，结果是四面树敌，失道寡助，终久落得四面楚歌的悲惨结局。我中华民族，将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相结合，以博大宽厚的胸怀，推己及人，与邻为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结果是得道多助，朋友遍天下，甘与受苦受难的民族，共图解放，共享和平。
    第四，《周易》的重大思想教益，尤在于引导人们培育“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的独立人格，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易传》明确指出：先哲作《易》旨在“以此洗心”，故人称《周易》为“洗心经”。它诱导人们“崇德广业”，“遏恶扬善”。少私寡欲，远离个人或小圈子的盘算，时时事事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当政通人和的承平时期，能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当承平日久，弊端丛生，积弊难反之日，能奋起改革社会，“时行则行，时止则止，”“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铁肩担道义，兴利除弊，拯救社稷；或者独善其身，“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宁可“遁世无闷”，而不与世浮沉。当外侮侵凌，国难临头之际，则抱负“多难兴邦”的宏愿，挺身而出，“致命遂志”；内除国贼，外抗强敌，救民于水火，舍命保社稷。《周易》阐发的这种励志精神，激励了历代志士仁人，商鞅、王安石、王夫之、黄宗羲、林则徐、谭嗣同等，都是光辉典范。正如易学家熊十力先生所说：无数铁骨铮铮的志士，国家民族危难当头，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百兽踯躅，而独作狮子吼。”
   《周易》思想，博大精深，核必价值，有待深入研究，发扬光大。举其精髓，不外启迪中华民族探赜索隐、极深研几的哲学智慧，激励炎黄子孙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阐扬天下为公、万国咸宁的大同理想，培养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独立人格。千言万语，旨在激发炎黄子孙的豪迈气概与开拓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炎黄子孙的当今历史使命，正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重振国学，复兴儒学，弘扬易学，光大祖国传统文化，中西融合，古今贯通，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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