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统一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说文·序》)然而这果实并不硕大,直到汉代司马相如之前,统一的文字仅仅三千三百字,实在是捉襟见肘,不够日常应付。
公元169年,大学者蔡邕以文字多谬,疑误后学,邀了一批同僚,奏求定正《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后汉书·蔡邕传》
不料六百年后的南北朝,汉字又坠入了一片混乱之中,这是个“仓颉”辈出的时代,随便一位村学究,都干过仓颉曾经干过的事。由于无法收拾局面,学者们只得承认这些俚俗文字,并出版了一批专著,以便规范。如《通俗文》、《小学篇》、《要用字苑》、《文字集略》等等。
唐太宗贞观七年(公元623年),颁布颜师古《五经定本》及《字样》于天下,出现所谓字样之学,号为“颜氏字样”。文字再次得到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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