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蕴管窥（节选）

    一部易学史，今、古、汉、宋、象数、义理，各家各派，聚讼纷纭。通过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古代易学的多维发展的格局，更可以看出十七世纪以来近代易学的分化发展的大趋势，即“科学易”与“人文易”这两大趋势。
    关于“科学易”与“人文易”的划分，可以说，既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又有现实的客观依据，还有近现代人类哲学思潮的分化大势（即分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趋势）作为参照系，因而是可行的。至于“神道易”（含“占卜易”），曾在易学中占了不小的分量。经过汉、晋、南北朝，易学中象数与义理的科学内容与哲学思辩均有大的发展，而邵雍、朱熹仍特别重视占易，王夫之在坚持“易为君子谋”的前提下也主张不废占易。但作为筮龟拜物教的占卜迷信，到近现代毕竟逐步衰落，往往只能依附于“科学易”或假科学之名才得以流行一时。而超越占卜迷信之外的神道意识，对宇宙人生终极意义的追求，“阴阳不测之谓神”、“神无方而易无体”、“穷理尽性”、“原始反终”，圣人以此“斋戒”、“洗心”、“退藏于密”的精神家园，在易学中是固有的，就其深度说，在古今献中也是仅有的，往往涵蕴于“人文易”的深层义理之中，诸如宇宙既济而未济，大化生生而不息，“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等等，莫不言简意深，值得珍视。
    “科学易”作为近现代易学流派，乃是近代学思潮冲荡的产物。在中国，十七世纪崛起的桐城方氏易学学派，可说是“科学易”的雏形。方孔照、方以智、方中通等，三代相承，精研易理，著述很多，自成体系，其根本趋向在于将传统易学的象数思维模式与西方传人的新兴质测之学相结合。如方以智所明确主张的：“因邵、蔡为嚆矢，征河、洛之通符”，“借泰西为剡子、申禹、周之矩积”，即是说，把邵雍、蔡元定等的“象数易”视为前驱，会通“河图、洛书”之学的原理，引进西方新兴质测之学，用以论证和发挥中华科学思想的优秀传统。这正是近代“科学易”的致思趋向。戴震、焦循等继续沿着这一思路，推进着“科学易”的发展。由于三百年来历史道路的曲折坎坷，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历程的畸形和中断，“科学易”的研究曾被冷落，直到二十世纪中西文化的汇聚、交融中，一些学有专精的自然科学家，转向“科学易”的研究而时有创获；近些年兴起的文化研究热潮中，由于易学中某些象数结构被中外学者纳入现代科学语境与视野而给以新的诠释。由于东西方学术思想的某些层面的重新被整合，“科学易”的研究取得很大的进展，成为当代易学最富有成果、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学术分支。
    一九九O年庐山论易之会中，我提出“人文易”的概念，用以突出与“科学易”相对应、相并列的易学研究中另一学术分支，即发展着的易学中所固有的人文价值理想。人所面对的理世界、既有理性（工具理性）所认知的实然之理，也有心灵（价值意识）所感悟的应然之理。两者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但却永远不能互相代替。《易传》作者似乎意识到这种区分，《贲卦·彖辞》指出：“[刚柔相错]（今本夺此四字，依孔颖达《正文》补），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天下。”这里的“人文”一词，与今语涵义近似。“刚柔相错”所展示的“天文”，属于工具理性所认知的客观物象及自然知识的实然之理。但人总是按一定的社会需要和价值理想去“观天文、察时变”，其目的和意义便离不开人文意识中应然之理的指向；而作为人类文明的根本标志，“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更是易道的主旨和理论重心，构成“人文易”的丰富内涵。
   《周易》中的人文价值理想的积淀，可以推源到远古。而作为近代易学流派的“人文易”，则反映了近代人文意识的觉醒，其发展也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王夫之全面发挥了易学中的“人文化成”思想，充分利用了传统易学的范畴和理论框架，展开了他的人文哲学体系。王夫之的哲学，立足于“乾坤并建”、“絪缊化生”、“日新富有”的天道自然观；通过“继善成性”、“理欲同行”的人性分析，“明有、尊生、主动”、“贞生死以尽人道”而确立“人道之尊”；最后落实到发扬张载以气本论诠释易学主旨的人文化成思想。这一系统，正是走出中世纪的近代“人文易”的模型。此后，许多论者，继续拓展，使易学中深深蕴涵着人文意识和价值理想得到不断发展地发掘和阐扬。
    我由近及远地思考易学传统，总感到“人文易”的研究应当受到更多地重视。因为，内蕴于民族文化深层中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动力，是民族传统中最有活力的文化基因，可以长期影响乃至支配一个民族的普通心理素质和文化走向。因而，“人文易”，内蕴于易学传统中的人文意识和价值理想，应当成为易学和易学史研究的主线和灵魂。
    在“人文易”价值概念系统中，忧患，成为一个特殊的范围畴。以后形成“忧患意识”这一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特有的道德价值概念，影响极为深远。“文王抅羑里而演周易”，“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传》把“易之兴也”平实地归结为周初文王、周公等在特定艰危处境中忧患意识产物，并因而从总体上论定《周易》一书：“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整个易道所凸显的，乃是“朝乾夕惕”、“居安思危”、“外内使惧”、“困穷而通”的忧患意识，并强调指出：天道虽“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而圣人必须“吉凶与民同患”，这正是“圣人以此洗心而退藏于密”的安心立命之所在。“人文易”中这易特具深意的“吉凶与民同患”的忧患意识，在传统文化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时代忧患意识与社会批判意识往往结合在一起，“先天下之忧而忧”、“位卑未敢忘忧国”、“身无半文、心忧天下”。历代献身正义事业的志士仁人，先进思潮的号角和旗手，无不是时代忧患意识的承担者。这种既具有深沉历史感、又具有强烈现实感的时代忧患意识，区别于印度佛教的悲愿情怀，也不同于西方美学的悲剧意识，而是中华传统文学深层所特有的人文精神，是“人文易”中跳动着的最值得珍视的民族魂。当我们立在跨世纪的桥头上作展望未来的哲学思考时，“人文易”中这一深蕴的灵魂是值得召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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