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五千年之久,此五千年传统文化之学术谓之国学,欲治国学必先研究先民遗留下的原始经典。这些元典有五部,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周易》为先民原始宗教的文化遗存,是中国哲学的元典。此外,《尚书》为中国政治学的元典,《诗经》为中国文学的元典,《礼记》为中国伦理学和社会民俗学的元典,《春秋》为中国历史学的元典。据云中国的元典除此五经之外,尚有源自先民原始宗教活动的《乐经》,今已失传,致使古代先民之礼乐文化资料残缺,此乃中华文明的一大损失。盖《乐经》当为巫祝之歌舞、乐器、气法、咒术、吟唱、宣泄、仿声、表情之理论著述,传说西王母善啸,师旷、驺衍奏乐可使天地为之感应。然《乐经》之旨,要在一个“和”字,这种“和谐”的要旨已被《道德经》和《论语》所继承。《道德经》乃道学文化的元典,《论语》乃儒学文化的元典。所谓元典,是凝聚着中华民族某一领域原创性思维的典籍。在中华文明史上,近两千多年来影响社会人心最大的书有三本,即《易经》、《道德经》、《论语》。诸子百家之学皆源于《易》,故易道在国学中的地位,岂可小觑也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周易》包括三大部分:
其一是《易经》,乃夏、商、周三代以来太卜之遗法。《史记·太史公自序》说:“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我国古代史官世代父子相系,而历代史官传说《易》、八卦乃伏羲氏所作,这与《易·系辞》所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之说相合。
其二是《易传》,含《彖》、《象》、《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系辞》乃至近年出土的《二三子问》等。《易传》乃是对《易经》的解说,多为战国时儒者所作。
其三为《易图》,包括《河图》、《洛书》、《先天图》、《太极图》等,宋人始传出,称得自高道陈抟。清儒重考据。力斥《易图》皆宋人向壁伪造。直到1977年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西汉汝阴候墓出土一只“太乙九宫占盘”,盘上不仅刻有《灵枢经·九宫八风篇》的类似易图,还有《河图》、《洛书》刻在小圆盘上,可知《易图》亦古已有之。《易·系辞》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盖中国的古人,首先发现宇宙万事万物都处于变易不居的发展状态之中,于是力图寻找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心灵世界演变的总规律,以达到预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说”,“知鬼神之情状”,以选择自己在纷坛变易中的最佳位置。这个“变易”中相对“不易”的总规律,一为以“义理”表述的易道,一为以“象数”表示的形式系统,它们都是“简易”不繁的真、善、美之“道”。西方的现代科学和哲学都受益于形式化系统的逻辑推理,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常常诟病东方文化缺少形式化的素质。其实《周易》就是中华文明形式化的分支,因之易道被用作中国一切古代科学和哲学普适的框架,称之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当不为过。
自《周易》问世三千年来,历经秦、汉、魏、晋、唐、宋、明、清等朝代,研究易道的著述层出不穷,这些易学家的著作集中了中华民族一代代精英的智慧,因之易道便成了智慧之学。这些历代易学家探索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从“义理”或“象数”两条途径寻找宇宙中这种“变易”、“不易”、“简易”的总规律。盖人类的思想有两个层次,一曰“理性思维”,二曰“灵性思维”。西方哲学偏重理性思维,中国哲学则偏重灵性思维,《周易》显然就是古代先哲灵性思维的结晶。何以判定历代易学家之易道著述学术水平的高低优劣?关键就是看其能否以灵性思维来解读易道。在西方,希尔伯特曾经有一个宏伟的目标,他认为一旦形式系统的公理和逻辑推理的程序给定,宇宙中的总规律就会最终被推导出来。哥德尔不完全定理揭示出形式化逻辑推理的局限性,使希尔伯特的雄伟宏图化为泡影。单靠理性思维无法认知绝对真理。在这方面《周易》的灵性思维更能体现人类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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