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建筑文化是一种敬天法祖的文化,离开了以国际文化发展浪流的眼光;离开了几千年中国建筑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特别是离开了中国有一整套发展完备的、流派纷呈的建筑文化系统的之眼光,是很难看清楚风水的本质的。
第一次世界文化浪潮
第一次世界文化浪潮汹涌澎湃高潮之时,是“西学东渐”之始。
用西学的思维模式和科学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的学术思维方式,正像过去的〈马氏文通〉,用英语语法的原则来衡量汉语的语言句子,认为“汉语不合语法”、“汉语不通”。同样是“汉人学得胡儿语,争向城头骂汉人。”
就在此时,当时的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罗庸教授在1942年说:
中国建筑在中国文化上有着极重要之地位,如看西洋中世纪以前建筑(如罗马教堂),往往使人感觉宗教之崇高而自己的渺小,至近代纽约建筑则与人以压迫的感觉。中国建筑反之,中国建筑予人之感觉则以人为主,物则为宾。任何建筑似均可玩之于掌上者,尤以色泽之调和,富艺术之价值,如故都宫殿,墙基白色,上为红墙,再上为红柱黄瓦,给予人玲珑美丽之感。中国建筑不亡,则中国本位文化亦必不亡,且进而将影响西人之建筑”。
罗庸先生把中国建筑文化存亡的命运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命运关联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视之共同存亡;或者说中国建筑文化的存亡是中华民族文化存亡的一个指示器,这多么警醒、多么深刻。这一段话是写在60多年之前的抗日战争时期,至今读起来仍令人佩服其先见之明。
第二次世界文化浪潮
上世纪70年代起直至当今,世界文化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地进入了另一个新高潮。这一次世界文化全球化浪潮已和百多年前西学东渐、世界文化浪潮兴起之初的潮动方向,完全不同了。与“全盘西化”时期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批判目标的潮动方向相反,当今国际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机构、学术刊物如雨后春笋,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思想以及风水也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和人群的欢迎。
就职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尹弘基教授说:
结论是风水不属于其中任一种。西方没有与风水相当的概念,也不能按西方标准将其归类。风水是一门使自然环境概念化的独特综合理论体系,其宗旨是通过指导人们如何选择吉祥环境及怎样营建与环境相谐调的建筑实体(如坟墓、房屋及城市)以达到调控人类生态环境的目的。
英国的李约瑟博士总结说:“中国人的科学或原始科学的思想包含着宇宙间两种基本原理或力量,即阴和阳……大多数欧洲观察家都指责它是纯粹的迷信,阻碍了中国人真正科学思维的兴起。不少中国人,特别是现代自然科学家,也倾向于同样的意见。但是……我考察的是,事实上古代和传统的中国思想体系,是否仅只是迷信或者简单地只是一种‘原始思想’,还是其中也许包含有产生了那种文明的某些特征性的东西,并对其他文明起过促进作用。”
李约瑟博士所提出的疑问与思考,是值得重视的。事实上,李约瑟博士对中国古代的这一天、地、生、人系统的整体有机观曾予高度评价,他说过:“在希腊和印度发展机械和原子论的时候,中国则发展了有机的宇宙哲学。”
当今,中国和平崛起,风水伴随着中国文化进入一个新阶段而走向世界,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国际思潮。中国古老风水关于建筑与天、地、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哲理及绝妙效果,使其备受青睐,出现了当今令人瞩目的世界范围内的“风水热”。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新西兰、墨西哥等地的建筑规划师们对中国风水的兴趣,研究风水的专著和论文更是层出不穷。
俄罗斯科学院克留克夫院士说:“世界需要中国,比中国需要世界更急切、更紧迫。”风水将复兴、将走向新时期、将进入一个现代化新阶段,而走向全世界。
17世纪欧洲利玛窦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从传教士从宗教角度,也即当时殖民主义者的角度污蔑中国文化的角度,斥中国文化为“野蛮”、“瞎子领瞎子”的“迷信”。利玛窦的这些视中国为“野蛮”、“迷信”的言论在欧洲的许多刊物发表,影响较大。至19世纪中叶,英国传教士伊特尔1873年《风水,或许是中国自然科学的前身》及1883年发表的《风水。中国古代神圣的景观科学》,仍然从殖民主义者的角度,认为“风水是一种科学与宗教混合的前科学。由于其沦为迷信,必然会走上消亡”。由于西学统治着世界主要的学术殿堂,殖民主义传教士对中国文化包括风水、中医中药、针灸等中国的原创文化、传统文化的蔑视影响是很大的。直到现在极少数站在当年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立场上的学者写《东方的发现》一书,仍把中国人视为野蛮、迷信、没有科学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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