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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河洛谶纬与刘歆(一)

来源:作者:admin时间:2020-06-26浏览次数: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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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类消极谶语相对,还应有积极性预言,即能满足人们对未来希望的那种预言,希望能有圣人王者出而收拾残局,还天下以太平、安宁与繁荣。因此,就谶语本身的内容而言,它可能是荒谬的,但由于它担负着满足人们某种心理预期的社会现实功能,因而它是必需的。至于谶在谶纬体系中的重要意义,可举一事明之。《后汉书•张衡传》载张衡因见“图纬虚妄”,遂上书请予禁绝;然其通篇内容,或言“谶”、“谶书”、“图谶”,而绝不及“纬”之一字,谶在谶纬体系中的代表意义,由此可知。
二、河洛受命传说与谶纬
    由谶纬的话题必然要引出与之紧密相关的河洛受命传说,它在先秦迄汉代是传播较广又备受人们关注的传说主题。从前文的分析来看,西周末直至秦汉之际的衰乱积弊,应是河图、洛书传说产生传衍的社会根源。从春秋战国直至汉代,河图、洛书作为一较有影响的传说长期行世,后发展为汉代关于圣王河洛受命的新天命说模式。它具有政治乃至文化上的重要影响意义,在汉代的学术思想中备受关注。为便于分析,现仅据截至汉初的文献记载所见,搜寻其例于下: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⑧
    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墨子•非攻下》)
    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管子•小匡》)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周易•系辞上》)
    老子曰:至德之世……河出图,洛出书。(《文子•道德》)
    姬氏之兴,河出绿图。……殷灭,周人受之,河出圆图也。(《随巢子》)⑨
    人亦有征,事与国皆有征。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非意之也,盖有自云也,绿图幡薄,从此生矣。(《吕氏春秋•观表》)
    河出马图,凤皇、麒麟皆在郊椰……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礼记•礼运》)
    圣人有国……洛出服(符),河出图。(《大戴礼记•诰志》)
    河出图,洛出书,因是之道,寄天地之间,岂非古之所谓得道者哉!(《新语•慎微》)
    古者至德之世,……洛出丹书,河出绿图。(《淮南子•俶真》)
    大哉关雎之道也……河洛出书图,麟凤翔乎郊。(《韩诗外传》卷五)
    臣闻五帝神圣,……河出图,洛出书,神龙至,凤鸟翔。(《汉书•晁错传》)  在先秦及汉初的记载中,能较多见到“河出图,洛出书”这类陈述,并无进一步的解释,但若联系其上下文,可以发现河图、洛书与圣人明王、至德盛世或诸种祥瑞灵异之物相关,因此大致可以断定它是圣王或至德盛世降临前后的一种征兆瑞应。此后大约在西汉中后期,河图洛书传说引起汉儒的关注,并给出自己的解释。宋蔡元定指出:“古今传记,自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皆以为河图授羲,洛书赐禹。”⑩他指出河图、洛书与伏羲、大禹的关系,乃由汉孔安国等人最初明确指示。按:
    河图,八卦是也。(《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11)
    河图,八卦。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尚书•顾命》孔传)
    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尚书•洪范》孔传)
    《汉书•五行志上》:“刘歆以为虑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即认为《河图》乃伏羲八卦,《洛书》为禹治水所赐洪范九畴,《五行志》并指《尚书•洪范》所述九畴六十五字为洛书本文。汉儒所言不知何据,但这却是汉儒关于河图洛书的明确看法。汉儒又根据自己的这种理解,构筑起以其所谓河图洛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思想体系,《汉书•五行志上》:“以为《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著矣。”今文学以阴阳五行思想为主导,比傅演说《春秋》灾异及《洪范》征应而成所谓天人之学。虽然今文阴阳五行之学的开创者为董仲舒,但刘向、歆父子则继起为中坚,二人俱治《春秋》及《洪范》五行。《汉书•五行志》集汉代今文学五行说大成,其中载刘向、歆父子推演灾异一百八十二事,言论二百二十六则,为《五行志》所载董仲舒、夏侯胜、京房诸人所不及,可见刘歆本为今文学者(12)。虽然刘歆本为今文经学家,但后来因表彰研治古文诸经而在学术上有所转变,乃至在学术史上主要被视为古文经学家。按《汉书•五行志》所言,汉儒关于河图洛书内涵的阐释,主要由刘歆作出,因而刘歆对汉代今文阴阳五行体系的构筑,其功实为董仲舒之后第一人。他利用先秦以来“河出图,洛出书”的传说,并通过自己的诠释,使蕴蓄于河图洛书内的天人感应式受命理论被发扬出来,由是汉儒融合《周易》阴阳、《洪范》五行及《春秋》灾异为一炉,构筑起今文阴阳五行化的所谓天人之学。同样受其启发,谶纬河洛之学转而大盛。河图洛书本是圣人受命的天降瑞应,它同时必然包含天下太平、世道清明的内涵,这原本是长期以来衰世之中人们的期盼。经刘歆之徒的推阐,不仅使河图洛书具有明确的意义内涵,更重要的是它为谶纬之中的圣王受命提供了模式化的基本依据。此外孔子也顺理成章地跻身河洛圣王受命的行列,这是今文经学与谶纬结合的最大成果。可以说,河洛受命说既是春秋战国以来广为传播的一则神话,又是期盼受命圣王与太平盛世降临的一则原始预言。同时,它也为丰富汉代的经学思想内容,提供了可资取用的材料。
    关于谶纬文献的形成演变,陈槃早就指出,《河图》、《洛书》之出在先,由《河图》、《洛书》更滋生《易》、《书》、《诗》、《礼》、《春秋》等纬书。后有学者沿此思路进一步明确指出,谶纬文献按出现的时间划分,可分为《河图》、《洛书》和“七经纬”。《河》、《洛》为出现于秦汉之间的早期谶纬文献形式,其中儒家思想的色彩淡薄。“七经纬”则晚于《河》、《洛》,产生于西汉五经被确立为官学之后,是以经学附庸的面貌出现的谶纬文献形式(13)。这种看法在相当程度上正确反映了谶纬文献形成的先后次第,值得参考。还应指出的是,谶纬文献《河图》、《洛书》的形成,直接与刘歆对河图、洛书意义内涵的明确阐发相关,是刘歆的启发极大地推动了谶纬文献《河图》、《洛书》的形成。如果再追溯其源,至少从春秋战国以来广为流传的河洛受命神话,充分反映了衰世之中人们对受命圣王与太平盛世的一种期盼,那么,从此角度而言,河洛受命传说乃是为满足人们期盼而被世人制造出来的一个预言,而这正是所谓的“谶”。因此,若溯及汉代谶纬的起源原因,理应考察其前较早流传的相关谶语预言形式。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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