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易学的传承

   《周易》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它几乎一直处于“六经”或“十二经”之首的地位。然而《周易》原本只是卜筮之书。《周礼•春官•太卜》记载：“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六十有四。”即是说，太卜执掌三种易的卜筮方法，就是《连山》、《归藏》和《周易》。《连山》和《归藏》没有流传下来，但它们与《周易》实为一类，也可以称“易”。这表明“易”是古代卜筮之书的统称。
   《左传》和《国语》中保存的大都是春秋时期的史料，其中涉及“易”的共有二十二处，其中属《左传》的十九处，属《国语》的有三处。这二十二条与“易”有关联的史料中，有十六条是用“易”来占筮人事吉凶的，有六条是用易的卦爻辞来论证人事的。由此可见在春秋时期，人们主要还是从占筮的角度来利用和看待《周易》的。但是出于占测的需要，也同时开始了将《周易》哲理化的进程。宋朝学者朱熹也认为《周易》的卦爻辞中包含了许多古代卜筮实例的记录，他说：“想当初伏羲画卦之时，只是阳为吉，阴为凶，无文字。某不敢说，窃意如此。后文王见其不可晓，故为之作彖辞。或占得爻处不可晓，周公为之作爻辞。又不可晓，故孔夫子为之作十翼，皆解当初之意。”（《朱子语类•七经•易》）这即是说不仅卦象，即卦辞，爻辞都是为占筮而写，十翼也是就占筮而发展得来。十翼现在统称《易传》或《易大传》，包括《彖传》上下篇，《象传》上下篇，《文言传》，《系辞传》上下篇，《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共七种十篇。“翼”是羽翼，为辅助张扬之意，表示它们既解释《周易》之经文，也阐发《周易》之义理。朱熹就说：“文王重卦作系辞，周公作爻辞，也是为占筮设。到了孔子，方始说从义理去。”（《朱子语为•七经易二》）
    汉代易学的传承，据记载是本于田何。《汉书•儒林传》说：“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 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汉兴，田何以齐田徒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汉兴，田何授《易》于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四人，这四人皆著《易传》数篇。王同除著《易传》数篇外，又传授易于杨何等人。周王孙也传授易于蔡景君。丁宽虽然直接从田何学《易》，但又跟同学周王孙学习，即受“古义”，所以周王孙的“古义”又称“周氏易”。丁宽本人则“作易说三万言”，又传授《易》于田王孙。服生所著之《易》数篇，为《宓氏易经》，传于世（宓与服同）。这是田何教授《易》的大致情况。
    大约除田何外，还有韩婴也曾传授过《易》。韩婴在学术门类上属于《诗》家，他主要是传授《诗经》，但也传授《易》。汉宣帝时做过司隶校尉的盖宽饶就曾学习过韩氏易。据说韩婴所修习的易是来自《子夏易传》。这里所说的田何四名弟子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以及王同所传授的杨何、周王孙传授的蔡景君，再加上韩婴的韩氏易，共有七家。这七家均有传《易》的著作问世。当是汉武帝时期及其以前《周易》传承的主要脉络。但除上述七家易外，据《汉书•艺文志》载，当时还有《古五子书》18篇，《淮南道训》二篇，《古杂八十篇》。古杂80篇中包括杂灾异35篇，神输5篇，图1篇等有关易学的材料。
    其后，丁宽的一支大盛。丁宽的弟子田王孙传《易》于孟喜、施雠、梁丘贺三人。这三人对《易》都有著述及传授，并成为西汉  后期易学三大家，为西汉易学三大博士。其中的梁丘贺本是跟太中大夫京房（即前京房）受易，后来这个前京房出为齐郡太守，梁丘贺才转到田王孙门下学易。田王孙的三个弟子中，孟喜又传授《易》于白光、翟牧，这二人后来也成为博士。孟喜传下了白氏易学和翟氏易学。施雠传授《易》于张禹、鲁伯和梁丘临。张禹在元帝时也成为博士，成帝时做官到丞相。最初是梁丘贺的门人，而后转到施雠门下。鲁伯官至会稽太守。梁丘临是梁丘贺之子，宣帝时任黄门郎，参加石渠阁会议，元帝时任少府。梁丘贺曾传《易》于其子临和张禹，前已说明这两人后从施雠受《易》。
    再下一代的传授情况下，张禹授《易》于彭宣、戴崇。鲁伯传授于毛莫如、邴丹。梁丘临授王骏，又传授于五鹿充宗。彭宣为淮阳人，成帝时为博士，任光禄勋，右将军等大官。哀帝时为左将军、光禄大夫、御史大夫，后为大司空。戴崇在成帝时做到少府。或许由于这二人都是大官，故“由是施家有张、彭之学”。鲁伯的学生毛莫如在哀帝时为常山太守，邴丹则做了博士。梁丘临的学生王骏，在成帝时做到御史大夫，代丞相，官位相当隆崇。另一学生五鹿充宗在元帝时做到少府和尚书令。这里要特别提一下的是宣元之时，有博士白子友以《易》授朱云，朱云为萧望之的门人，萧望之是治《齐诗》的，大约萧望之自杀之后，他就改从白子友。但白子友之传承不详。戴崇传授其子戴宾，宾传授给梁孝王后人刘昆。刘昆在西汉末年教授弟子五百余人。五鹿充宗又传授于士孙张、邓彭祖、衡咸。“由是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
    元帝时又有东郡京房一家。京房治易，事梁人焦赣。《儒林传》说他“受易梁人焦延寿（即焦赣）”。故认为京房易来自焦赣。如果这样，那么焦赣亦当为一家，但是无论《儒林传》或京房本传乃至其他有关记载，均不以为焦赣为《易》家。《儒林传》又说：“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在京房从焦赣学习期间，焦赣也传授了《易》学方面的内容，并说曾问过孟喜《易》学方面的问题。从京房后来整理出的《孟氏京房》、《灾异孟氏京房》等书看来，京房确实对孟喜易，特别是孟喜关于《易》家候阴阳灾变方面下过功夫。而京房之所以对孟氏易下功夫，则可能得自焦赣的启迪。
    然而《儒林传》又说：“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丁宽）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这一说法之本质在于否认孟氏易中包含《易》家候阴阳灾变的方面，也就否定了孟喜的卦气说等等。
    大抵京房易学有他独特之处，不与各《易》家雷同，且也不与焦赣所传授之易学完全一致。这可能在其青少年时代，足不出户的勤苦学习和殚精竭虑，而形成了他自己的易学观念。当然也可能受其家庭的影响，形成他独特的易学思考。而当京房因为明灾异得幸于元帝时，人们对京房易学成就方面却未予注意，而是对京易学的了解偏于其测灾异方面，以致对京房易的来源只能说“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京房易学立博士前，汉儒诸易学博士皆于齐田氏之传授，因而京氏为异。至元帝时立京房为博士，于是汉易除施、孟、梁丘三大家之外，又有京氏一家。京氏这一家，也有其后继者。京房授殷嘉、姚平、乘弘、任良、周敞等，殷嘉、姚平、乘弘皆为博士。任良元帝时任中郎，周敞在成帝时为侍御史。应该说，淮阳宪王的舅父，即京房的岳父张博也是从京房受易的。
   《汉书•艺文志》说：“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其所说十三家，当是指：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杨何，蔡公，韩氏，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古五子，淮南九子。或许因为古80篇主要是材料，尚不能算一家著述，不算作十三家。其实《艺文志》列出不止十三家，还应有：白光、翟牧、张禹、彭宣，五鹿充宗、士孙张、邓彭祖、衡咸八家，连同前十三家共二十一家。《艺文志》虽记载了二十一家，但还有许多家未能列入。其中有些可能是没有易学的专门著述，有些可能是其主要工作不在易学，诸如前京房、严均平、扬雄、刘向、刘歆父子，还有做丞相的魏相，曾从杨何受易的太史令司马谈等。还有著名的《费直易》和《高相易》亦未记录下来。费直所传授的《费氏易学》号古文易，“费直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解说上下经。”（《汉书•儒林传》）即以《易传》的文意解经，注重其中的义理。《高相易》学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费氏易在东汉后期最为兴盛，其主要传人为王璜。高相易传其子高康，毋将永。由于费氏易和高氏易未立学官，属于民间易学。
    随着西汉经学的发展，易学也分成今天经学系统和古文经学系统。《汉书•艺文志》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所以施孟梁丘三家自属今文经学，而费氏学为古文经学。西汉时把属于今天经学系统的诸家易立了博士，成为官方易学。而以费直为代表的古文经易学，未得立博士，排除在官方之外，故是民间《易》。京房《易》经刘向判定与施、孟、梁丘为异，托之孟氏，不相与同，但仍立为博士，亦成为官方易学，为汉易的主要代表。后来东汉末古文易费氏兴而京氏衰，可见京氏易亦当是今文经《易》的主要代表。
    易学在汉代是一门重要的学术门类，是士子进入宦途的通道。有一批人从《易》而得至大官。如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旦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淄人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由此可见汉代易学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