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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说焦氏易林

来源:转载作者:邓荣继时间:2014-05-23 16:14浏览次数:

武汉易学大讲堂学周易
    以“文王易”为宗的“孔易”五传至田何一代,“嫡传”弟子一直恪守“师法”不敢有丝毫怠慢,唯独孟喜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正统易”的圈子里面说阴阳灾变之术,其性质与“背叛师门”几乎等同,加之阴阳灾变之术并非“正统”,与今天我们所说的“旁门”相差无几,孟喜学了这些“有辱师门”的东西,当然要遭到排斥,从诸多场合中可以看出,“孔易”嫡传一脉一直坚持“正统”,总是有意无意地“遮掩”其系中夹杂“旁门”,如此才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孟喜学有阴阳灾变之术已经成为不可辩驳的事实,那么他传授给了谁呢?肯定不是少子、翟牧,此二人就是因为没有更改师法才得为博士的。“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台面”上的人谁肯学呢?即使学了,又有谁敢明说出來呢?除非他肯自断前程。但孟喜的阴阳灾变术肯定没有失传,肯定是传给谁了。
    孟喜之后,唯独焦延寿深谙阴阳灾变术,“延寿尝云从孟喜问《易》”之言想来不假,但也不会是正儿八经的师生关系,因此知道的人会很少。翟牧、白生认为焦氏易不是孟氏易,一是不承认焦延寿是孟喜的学生,二是二人根本就没有学阴阳灾变术,当然不知那具体是什么东西。“师门”一直被中国文化人视为扬名天下的一个重要“资本”,拜得名师成为名师高徒,甚至粘衣挽带,仿佛就等于拿到了跻身“大师”之列的签证,利益攸关,自然凭空生出诸多拉扯不清的公案。
 《焦氏易林》导读
    当代易学者普遍认为《周易》仅仅是“人文”层面上的论述,与自然之道无关。他们以为一定要以人之外的事物做为论证的主体才算是自然之道。这些认识的基本出发点是将人的行为与自然绝然划分开来,认为人的行为并不不属于自然形态。这是毫无辨证的结论。所谓“人”即“物”。“人文”即“人际关系”,而所谓“人际关系”则是“交互关系”。无论是“有想”交互还是“无想”交互,就其性质而言是没有区别的。因此从“人文”的层面描述自然“万物”的交互关系并没有脱离自然之道。《周易》、《焦氏易林》的文辞,都是以卦爻的交互以及卦爻的交互规则作为基础,从人文的层面,通过举例自然现象、历史事件(现象)等形式,描述卦爻之间的交互关系。
《焦氏易林》文辞精炼,古雅玄妙,语言功夫非同一般;常识丰富,家珍文史,学贯古今非谗儒所比。但它的使命不在文学,不在历史,而在象学。所谓象学即时空之学,是一套以卦画的形式记录太阳与地球相对运动空间的方法。太阳与地球的运动形成了四季变化,因此卦画在记录太阳与地球的相对运动空间的同时,实际上也记录了四季即“万物” 的自然形态。这是三画卦(八卦)的作用。而六画卦(六十四卦)则是推演铺陈“万物”在不同的时空里面如何相互制约与发展的具体形式。“万物”的相互制约与发展即卦爻的交互形式。   
    《焦氏易林》在原来六十四卦的基础上复演出四千零九十六卦,恢宏浩瀚,宽广博大,其用象规则无一不与今本《十翼》吻合,深得“孔易”之精髓。但卦爻的交互关系也变的更为繁博错杂。这就要求除了对六十四卦卦爻的交互规则有一个熟练的把握外,还需要高超的归纳能力以及深厚语言技巧,才能将这种错综复杂的交互关系清晰精准地描述出来。《周易》的卦爻交互相对简明,简单借喻就可交以待清楚。而《焦氏易林》则要兼顾“主卦”、“之卦”以及“主卦”与“之卦”之间的交互关系,从繁杂纷扰中归纳出一条清晰的脉络。两者有点差别,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能清晰精准地描述卦爻之间、卦与卦之间的交互关系。
    象学的一个基本内容是卦爻之间的交互关系,然而卦爻的交互关系自王弼后就已经不见经传,故而自唐宋起,说《易》者除了观赏其文学价值外,或望文生义平铺直叙“人文”,或模糊大概论之以“占卜”,或干脆将文辞视为“占卜手册”。这些都是暴殄天物的理解,甚至不能归类为“学问”。此外,《易林》有两个特点需要特别注意的。
     一、任何事物都可以有两个相互对待的观察、思考角度,比如“春蚕到死丝方尽”换一个角度看就是“作茧自缚”;失败的积极一面是积累经验,故说为“成功之母”;小人之凶则为君子之福,君子之凶则为小人之福;横看成岭侧成峰,换一个角度结论就不同。屯难利于建侯,蒙杂而著,咸以虚受人,恒不易其方,《周易》体现的就是这种两个相互对待的观察、思考角度。《焦氏易林》取义有时故意与《周易》相反,道理就是这样。如《乾•坤》曰“招殃來螫,害我邦國。病傷手足,不得安息”,坤以顺为义,以载物为德,焦氏只字不提。阴阳交媾万物生发,对于万物而言,阴阳交战才是“正道”,但对于阴或阳而言,彼长则己消,是关乎盛衰存亡之事。焦氏四句故意以灾病说事,其义如此。
    二、《焦氏易林》中的文辞,很多都是列举具体的历史事件描述主卦与之卦的交互情形。主卦、之卦的交互是基础,更要兼顾主卦与之卦之间的交互关系,从而在繁杂纷扰中归纳出一条清晰的脉络,并不仅止取义于主卦或之卦。如《家人•谦》:“尹氏伯奇,父子生离。无罪被辜,长舌为灾。”伯奇,古代孝子。相传为周宣王时重臣尹吉甫长子。母死,后母欲立其子伯封为太子,乃谮伯奇,吉甫怒,放伯奇于野。伯奇“编水荷而衣之,采苹花而食之”,清朝履霜,自伤无罪而见放逐,乃作琴曲《履霜操》以述怀。吉甫感悟,遂求伯奇,射杀后妻。武汉易学大讲堂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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