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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河洛谶纬与刘歆(二)

来源:转载作者:转载时间:2014-05-23 16:48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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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圣人受命之期与太平理想
    与谶纬的兴起及其思想内容相关,还有两个话题必须涉及,这就是圣人受命之期与太平理想两个话题。其实此二者从春秋战国以来就在酝酿播衍之中。
    前文的论述指出,在河洛受命传说中,本来包含着人们对受命圣王与太平盛世降临的一种期望。其实自春秋战国以来,在河洛受命传说之外,其他形式的预言中也出现过有关圣王与太平的主题。《史记•周本纪》载周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这在当时应是一个较有名的预言,是以在《秦本纪》、《封禅书》及《老子传》中又先后出现过,所言年数小有出入,如“十七岁”又作“七十七岁”、“七十岁”等稍异,但五百年大数都相同。这应该反映出人们期望有霸王者出世,结束诸侯纷争的乱局,使天下太平。稍后《孟子•公孙丑下》曾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尽心下》又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孟子所言已由圣王代替了太史儋所言霸王,自是儒家本色。考太史儋年世应略早于孟子,又为周室太史,其影响必大于孟子,故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预言当承自太史儋。此预言影响及于后世,《大戴礼记•礼察》:“汤武能广大其德,久长其后,行五百岁而不失”,是以五百岁为历史运行盛衰的一个周期大数。故司马迁绍述之以自期:“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预言五百年的圣人大数又影响及于谶纬之内,如《尚书考灵曜》:“五百载,圣纪符,四千五百六十岁,精及天数,握命人起,河出图,圣受思。”(14)而且谶纬中进一步总结出圣人受命之“期”,或曰“期运”,如《论语撰考》:“河图将来,告帝以期。”(15)《春秋说题辞》:“《尚书》者,二帝之迹,三王之义,所推期运,明受命之际。”(16)这实际上是使圣人受命之期的预言抽象化为一般的律则,于是有此“期”或“期运”之说。
    除孟子关于圣人五百年兴起的预言外,战国末邹衍则进一步抽象出五德终始循环论,即帝王之兴按五行相克的循环周期相代。值得注意的是,五德终始说中的帝王相代,必伴随有符应,所谓“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吕氏春秋•应同》),如周文王时得火德,故“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吕氏春秋•应同》),按此帝王将兴伴有的祥瑞,与河图、洛书作为圣人受命祥瑞,其性质相当,而且文王赤乌丹书之祥亦见于纬书《尚书帝命验》、《尚书中侯》、《尚书中侯我应》等。
    河洛受命圣王乃谶纬的一个主题,如从谶纬体系的性质结构而言,加上汉武尊儒的原因,又以孔子的圣人受命传说最为重要。儒家推尊孔子,如果从记载上追溯,记载列国大事的《左传》一书中,于昭公七年、哀公十四年及十六年,分别记载了孔子为圣人之后、西狩获麟及孔子卒三事,这是在史传经典上儒家开始对孔子尊奉有加。孔子圣人之后说在《论语》、《孟子》中发展为直称孔子本身为圣人。《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明谓获麟乃孔子圣人的瑞应,孔子亦由此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顺着《公羊传》的道路,进一步肯定获麟乃孔子圣瑞,并把“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说成孔子获麟之叹,孔子为此作《春秋》自见于后世。谶纬以这些记载为根据,再加以推衍,于是使孔子跻身河洛受命圣王之列,并且成为谶纬的制作者、阐释者及为汉帝制法的玄圣素王。
    汉代谶纬中被神化的孔子圣人形象,其实在汉初以来的儒家著作中已可见其端绪。如《新语•明诫》:“圣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录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设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恶,一风俗。《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天出善道,圣人得之。’言御占图历之变,下衰(哀)风化之失,以匡衰盛,纪物定世,后无不可行之政,无不可治之民,故曰:‘则天之明,因地之利。’观天之化,推演万世之类。”察其所引《易》文字同今本有异,最大差异乃“天出善道,圣人得之”,今《系辞上》作:“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但可以肯定的是,此处引《易》乃配合整段文字表达对圣人的期盼推崇。这里的圣人不仅可以“平四海”、“一风俗”、“纪物定世”,而且还可以占图纬星历,知阴阳变化,“推演万事之类”,故如此圣人不仅是春秋战国以来久已期盼的受命圣人,而且又接近于谶纬中被神化的受命圣人形象。《新语•本行》则谓孔子“追治去事,以正来世,按纪图录,以知性命”,王利器解曰:“图录谓谶纬,然则谶纬之道,汉初人即谓其托始于孔子。”(17)即孔子已被视为谶纬的制作者与阐释者。继陆贾之后,董仲舒极称孔子,推之为“素王”(见《汉书•董仲舒传》)。这些认识都被谶纬所吸纳,并进一步作出自己的发展,即谶纬发挥儒家尊孔之义,侪孔子于古今帝王受命之列,并视孔子为古今圣王受命之集大成性代表,这是谶纬为推尊儒学而神化孔子所作出的最大贡献。究其由来,乃儒家利用了“河出图,洛出书”的传说,又相继加以推阐、引导,使长期以来有关圣王、太平的理想与祟儒尊孔之义结合起来,并在谶纬体系中发挥完成,亦从而为河洛传说作出最终总结。
    出现于战国秦汉之际的太平理想,反映了人们摆脱世乱和期望太平盛世降临的一种渴求。查太平说在公羊家的思想理论中最有影响。《公羊传》有所谓“三世”,即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何休则分《春秋》十二公为衰乱、升平、太平三世。按《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拨乱世反诸正”,是传文见“乱世”之明文,何休《解诂》所谓衰乱、升平、太平之说并非出《公羊传》本文,殆出于京房太平、升平、霸世所谓三世说(18)。查“太平”确为公羊家旧说,不始于何休,董仲舒已言,《春秋繁露•王道》:“孔子明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本,讥天王以致太平。”(19)又如《汉书•儒林传》中公孙弘亦谓武帝已致“太平之原”。公羊家之外,汉代经师亦多言太平,如《诗•小雅•南有嘉鱼序》言“太平君子至诚”,《诗•小雅•南山有台序》言“得贤则能为邦家立太平之基”,刘歆、郑玄为表彰《周官》,俱说之为周公致太平之迹(20)。如从汉代经师再往前溯,战国以来诸子多言太平者,如《尸子•仁意》:“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烛于玉烛,息于永风,食于膏火,饮于醴泉。”是太平之世有诸种祥瑞。《庄子,天道》谓:“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是乃道家对太平的极度推崇。《吕氏春秋•大乐》:“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此相当于儒家治致太平乃制礼作乐之说。儒家已把太平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所以太平不仅仅为公羊家旧说,《大学》已结合道德修为修齐治平之说,把天下平视为儒者向往的最高境界,《孟子•尽心下》则谓:“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这应是儒家理想对世道追求的一种回应。其他如《淮南子》的《俶真》、《泰族》等亦论及太平。太平理想在汉人中议论最多,如《论衡》的《是应》载儒者论太平瑞应,《自然》亦曰:“太平之应,河出图,洛出书。”明确把“河出图,洛出书”说为太平之世的瑞应。“致太平”则成为《太平经》一书的思想出发点(21)。综之,自战国迄汉代,太平理想在诸家思想中传衍颇广,其中较早且又较系统予太平境界以推阐者,可举《韩诗外传》,其书卷三曰:
    太平之时,民行役者不逾时,男女不失时以偶,孝子不失时以养。外无旷夫,内无怨女。上无不慈之父,下无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妇相保,天下和平,国家安宁。人事备乎下,天道应平上。故天不变经,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阴阳和合,动以雷电,润以风雨,节以山川,均其寒暑。万民育生,各得其所,而制国用。故国有所安,地有所主。圣人刳木为舟,剡木为揖,以通四方之物,使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余衍之财有所流。故丰膏不独乐,硗确不独苦。虽遭凶年饥岁,禹汤之水旱,而民无冻饿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转尸,夫是之谓乐。武汉易学大讲堂转载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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